应该至少是今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从4月开始看，中间搁置了几次，8月看完。
我翻开这本书仅仅因为对泛60年代文化的兴趣，却是越翻看越惊奇于其深度，作者远远超出那些被消费烂了的符号化意义，不仅鞭辟入里地剖析了60s西方左翼风潮的必然性和深远影响，而且可以说在阶级层面上剖析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整个面貌和内部逻辑。
甚至作者为了保证学术严肃性而特意掩盖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偏爱，仅仅在序言克制谈了一句外就不再提及。这本书的原型是作者程巍2002年的博士论文，修改汇编后出版，其实结合他后记说自己的“论文选题初心和初稿一开始是个形式主义者”，我怀疑他最初选题的兴趣也是对六十年代运动的趣味和美学兴趣，不过人家最终是写出了这样的东西啊。
本书无意对60年代作道德评判，不想因为自己对那一代人的个人偏爱（一听到西蒙－加芳凯尔或披头士的那些老歌，我就感到自己与那一代富于热情和正义感、更无私心、内心也更严肃的年轻人心灵相通），而把历史研究停留在个人品质和德行的层次上。
它源于更严肃的历史兴趣，试图从历史形态学角度，把60年代置于资本主义形态史中进行论述，视之为资产阶级未竟之革命计划的继续，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贵族（及社会主义左派）之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业已终结的阶级斗争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里的继续，目标是为资产阶级夺回久落他人之手的文化领导权。
因此，关于60年代的政治论文，还必须辅之以一篇关于60年代的历史论文，使作为事件的60年代能在历史形态中找到它的连续性，而历史的连续性则能在60年代找到它的事件性表达。这样，60年代就不被理解为一个偶发事件，也不是一次历史循环，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之一章。资本主义由此进入了它自己的后现代时期（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然而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影响和意义还不在于此。
我因为好奇特地查了作者简历，发现程巍从本科一路到博士其实都是文学学位而非历史或哲学学位，这可以解释他流畅优美、清晰有力的文字风格（是什么时候我能做到这个水平会喜极而泣的程度，但现在还是努力说清楚话先-.-），也可以解释他主要落在文化上的关注点，更可以解释整本书的构架。
此书架构或许类似第一条短评@琴酒所说 “按道理这么直接的论点摆出来，书就没什么看头，但作者一层层往下走的时候，又能把握住每个节点特殊的面向” 。
但我认为作者其实并没有做到紧紧围绕核心、分层次按时间展开清晰论述，特别是明显越到后面主题的转换越显得随意涣散。
所以不如说这本书是他在那一时期针对美国60文化研究主题的论文合集，这可以通过本书目录对照程巍的发表论文看出：
《阐释〈爱情的故事〉，或1968年造反学生分析》，《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第1期
《清教徒的想象力与1692年塞勒姆巫术恐慌——霍桑的<小布朗先生>》，《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
《〈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南北方问题》，《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
《一场象征性的文化革命》，《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
《纨绔子的两重性——析艾伦·摩尔斯<纨绔子>，兼谈反资产阶级意识的起源》， 《世界文学》1999年第1期
《霍尔顿与脏话的政治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但这并不是一个缺点，反而可以说是最大优点。
我上面说“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影响和意义还不在于此”，没错，最大意义不在于让我了解到60年代的本质，而在于，作者通过众多独到的选材和视角，将60年代甚至西方文化大观的许多事件、侧面、矛盾条分缕析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任何一个都可以提供极大趣味、无数思考角度、联想方向。
就读的这几个月，我可能和不下五个人谈起安利过这本书，在不下十处引用过书里的话，日常提及和想到就更几乎数不胜数。
此外作者还明显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强烈的后现代平等观念。我在搁置前在书里了解到了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后来找来看，译者序读着就似曾相识感实在太强，结果翻到首页一看还真是程巍翻的，摘一段trigger到我的感受一下为何说他后现代观强（也是太《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的一段）
而资产阶级当初并没有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不过继承了贵族时代的高级文化。与贵族时代的社会等级制一样，这种文化也是等级制的，不仅与大众文化和先锋浪艺术格格不入，而且排斥和贬低大众文化和先锋浪艺术，因为它建立在好与坏、高级与低级、崇高与庸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基础上，而在六十年代反文化激进派看来，这一基础本身就成问题。“新感受力"的颇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性，即它实质上不过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特定的伦理模式、审美旨趣和权力意志，却偏偏要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出现。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明明是人生中第一次听说一个名词/概念/理论，但它却在接下来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开始高频出现，让人好奇之前十几年都躲哪去了……还是说这是闯入了某种语境的正在入门状态
我第一次具体听说后现代一词其实是在李银河的《女性主义》里关于后现代女权，看完描述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早有如此契合我思想的具体理论。而读这本书的时间刚好覆盖我继续探索相关思想的时间，可以说《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把后现代观念彻底潜移默化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开始习惯性警惕一切等级观点、宏大叙事，总会在内心问一句这普世价值观是代表谁在叙事。
通过60年代，西方进入了后现代。亚当·斯密当初所说的“自由放任”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也成了道德市场、文化市场以及私生活市场的唯一原则。“怎么都行。”1942年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以一个过早诞生的后现代人的口吻说。他必须补充一句： “但别犯法。”
在这种意义上，70年代以后的人是60年代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或许只有专制人格的人才会坚持某一种特定的价值、文化、道德和生活方式，并强迫他人也接受它。70年代以后的人则不轻信任何标榜客观的姿态，习惯先问一句：谁之价值？谁之文化？谁之道德？谁之生活方式？谁在说？为何目的？
道德绝对主义者对60年代的指责之一，是它带来了普遍的相对主义，并使其合法化了。正如他们中一个所说：“我们有着太多的道德相对主义，这是20世纪的真正宗教，它导致了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中尸积如山。”道德绝对主义者始终是盲目的，没看到正是各种名目的道德绝对主义才真正导致历史中尸积如山。从烧死女巫、持异议者和异教徒的烈火熊熊的柴堆旁，到灭绝犹太人的奥斯威辛毒气室外，再到那些主张严禁同性恋的道德协会里，无不看到道德绝对主义者问心无愧的身影。 道德绝对主义带来的灾难远比道德相对主义带来的灾难更可怕。道德绝对主义本是某个特定群体或共同体自我认定的一种价值判断，当它感到与其他群体或共同体的道德价值不一致时，就想当然地自认为是道德正义的化身，而对立者则是邪恶的代表，必须对其进行圣战。它从不追问自身的合法性，尽管它的道德正义其实只是某个特殊群体的道德正义。道德相对主义却是一种道德多元主义，不认为存在一种涵盖一切人群的普遍道德正义，总是在层出不穷的对立物那里发现与己同等的合法性，因而常常绊倒在自己内部。它无意征服别人，它只为自己的存在合法性辩护。它谦卑地自认为是“之一”，而非“惟一”。文化相对主义解除了某一种力量对“普遍正义”的垄断性阐释，从而使任何以绝对主义面目出现的主张、理论或主义成为漏洞百出的谎言。
概述
以下是对此书本身的内容梳理，但其实不如直接看作者的序言和后记，写得太好了
方法：作者在后记明确表达本书的方法论基于黑格尔的历史形态学、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内容：此书标题就叫《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
作者的核心论点就是—— 第一，掀起60年代左翼风暴的主体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而不是传统的无产阶级左派； 第二，他们的反叛不是孩子的叛逆期儿戏，而是资产阶级夺取旁落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革命，可以与夺取经济领导权的工业革命与夺取政治领导权的一系列政权革命、改革相提并论。
理解层次如下
第一点作为基本事实很好理解，至于第二点却不是一个常见观点。70年代开始政治激进主义就迅速衰落，重回保守后普遍把60年代革命浪潮斥为娇生惯养的富家孩童闹剧。十年前的嬉皮士也乖乖回家继承家业终成雅皮士，与曾经剑拔弩张的父辈相视一笑握手言和，不愿再提起年轻时的“黑历史”。
但作者却推翻了这个浅薄的观点，
这真是奇怪的一代人，他们以左派的名义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并充分享受着革命的成果(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却又以“动乱”之名把它打发到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是经济革命(工业革命)，目标是夺取经济霸权；第二次革命是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目标是夺取政权；而第三次革命将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反文化运动)，目标是夺回文化领导权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从最开始说起，资产阶级16世纪开始逐渐取并最终牢牢控制了经济和政治的领导权。但在19世纪的现代文化上，贵族拥有高等文化解释权，无产阶级占据道德优越上位，而资产阶级自己都坚信不疑自己的文化又低劣庸俗又物欲罪恶，经济政治与文化道德的分裂使其在20世纪长期处于精神分裂状态。具体的例子比如（为了附庸风雅）去音乐厅听古典音乐、花大价钱购买油画装饰、认为手工制品优雅高贵，甚至将牛津剑桥奉为至高学府顶礼膜拜，又例如代表贵族古典文化的欧洲一向看不起代表现代工商业文明的美国等等，在书中都有很详细又精彩的论证。
本来，文学、艺术与商业、政治和工业一样，是无数职业中的一种，无数手艺中的一门，全可归于“文明”的范畴，从事此种职业或手艺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正当理由，据以从美学和道德上贬低其他职业或手艺。但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改变了这一点，使本来作为一种职业或手艺的东西，最终成了社会优越感的来源，一种可以用来品评一切职业和人的道德一美学标准。从这时起，“高级文化”才与工业、商业、技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大众对立起来。艺术家和文化精英开始赋予自己一种道德和美学优越感，以此来任意评价别的职业者和社会阶层，肆意贬低它们。
这里发生了一种逆转，也洞开了一种历史可能性，即一个失去政治经济霸权的阶级仍可能控制一个掌握着政治经济霸权的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的统治时代，文化核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贵族的；不是技术时代的，而是前技术时代的。如同旧制度是一种社会等级制一样，这种文化也是等级制的，乐于把文化或文化产品区分为高级与低级、高雅与庸俗、高贵与低贱、浪漫与实际、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等等，而它则自认为是一种高级的、高贵的、高雅的、浪漫的、精神的、灵性的文化。
下面这段来自序且太长，但太精彩还是忍不住摘了，作者在文中画了很大篇幅如此直接论证贵族如何故意建构高级文化（并不像福柯那么含蓄），这也是让后现代观潜移默化刻进我脑子的重要原因
但所谓高级文化，不就是经过规整后的昔日的反叛记录，是那些成功的先锋派的历史，是最终被奉为神物的过去的丑闻集吗？可50年代却偏偏有一个最能反映50年代特点的文化上的弱点，那就是死抱着一成不变的区分、界限、等级标准，以此来划分诗与非诗、大众文化与中产文化、高级、中级、低级以及诗与宣传品、文化与野蛮。
这就像血淋淋的猎狐之所以一直被奉为最高贵的体育运动，并非因为它果真多么高贵，而仅仅因为它最初是贵族从事的运动：贵族们身着猎装，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大批猎犬，在领地或农庄上旋风般纵横驰骋，追杀奔逃的狐狸，一路把佃户们的庄稼践踏得东倒西歪。但这项运动是贵族的（只有贵族才玩得起，才准许玩，也有地方可玩），就等于说，它是高贵的。一个农妇在自家门口杀鸡，肯定不被认为是高贵的运动。所谓高贵的运动，一定是闲暇中的运动，是不为口腹之欲的游戏。而在贵族时代，只有贵族才有闲暇。这就像钓鱼是高尚的运动，而捕鱼却显得趣味低级。贵族文化处处设置这类等级。 因此，“noble”不仅是一个身份名词（“贵族”），还是一个显示价值评判的形容词（“高贵的”）。当它被用作形容词时，就把贵族的一切高贵化了，因而就不可能出现“the noblenoble”（高贵的贵族）这种表述，这会被看作同义反复。贵族于是成了“高贵”的隐喻。尽管没有任何人类学或生理学证据证明贵族的头型比普通人更好，面孔比普通人长得更标致，身材比普通人更修长，体型也比普通人更瘦削，但“贵族”一词已隐喻化，也就和贵族的实际状况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舞台上扮演王子哈姆雷特的演员一定头型好、长相英俊、身材修长、体型瘦削，要不就使观众对贵族形象的期待落了空，尽管莎士比亚暗示：哈姆雷特是个体型矮小、略胖的年轻人。
而“middle class”（中产阶级）或“bourgeois”（资产阶级）则显得不伦不类，透出一股轻蔑气，是贵族对“暴发户”的蔑称。因此当它用作形容词时，就成了贬义词，词义包括“庸俗的”、“市侩气的”、“缺乏想象力的”，仿佛只要与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沾边的一切，全是负面的。它也成了一个隐喻。 19世纪的小说和小说插图也加入到这场文化战争中，几乎全都把资产阶级描绘成脑满肠肥、形象丑陋之人。说一个人“充满中产阶级趣味”，或说他“行事颇有资产阶级风格”，那绝对不是恭维，而说一个人“有贵族般的身段”，或说他“有贵族气质”，肯定是在赞美他。布莱辛顿夫人曾把拜伦勋爵说 成“绅士中的诗人，诗人中的绅士”（a poet among lords anda lord among poets）。考虑到“lord”有“贵族”的词义（此外，还特指贵族的一个等级），那这句话不妨理解成“贵族中的诗人，诗人中的贵族”。 罗伯特·华德像他那个时代的贵族一样对新贵们颇为不屑，嘲弄道：对英国古已有之的上层和下层社会，他很信任，但对“那处在中间的，却不大有把握”，因为它像楔子似地插在英国传统的两个阶级中间。它来自无钱、无权亦无文化教养却也乐天知命的下层社会，但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它的财产也没有使它跻身于有教养者之列，反倒使它失去了下层阶级的纯朴，显得更粗俗了。直到阿诺德时代，尽管中产阶级通过1832和1867年的《改革法案》已获得选举权，其政治代理者辉格党（后来的自由党）也已操控大英帝国的权柄，却丝毫没改变它在美学和道德上的低下地位。阿诺德1869年出版《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似乎要替已成为统治者的中产阶级出谋划策，却仍没忘给它取一个新绰号——“非利斯人”，即“没有文化教养的庸人”。
贵族大抵是从美学上贬低资产阶级的，而作为被压迫者的无产阶级则感到自己有一种道德优势，可以从道德上贬低资产阶级，所以在社会主义左派的词典里，“资产阶级”还具有以下的引申意义：“道貌岸然”、“冷酷无情”、“伪善”、“剥削”、“金钱关系”等等（这些词都摘自《共产党宣言》前几页）。这样，资产阶级又成了庸俗、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等特征的隐喻。本来是标识阶级身份的词，却成了表示道德和美学方面的等级的词。这种微妙的语言学转换，具有深远的影响。
非资产阶级因素的存在，使资产阶级处于人格分裂之中：一方面，它在经济和政治上追求自由、平等、竟争，另一方面，却又在文化和道德上死守着等级制和成规旧俗。换言之，它在道德和文化上所信奉的东西不能为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提供合法性。这导致了犯罪感和内疚感的产生。它时时刻刻都处在压抑中。甚至连“精神分裂症”这个诊断术语也出现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1896年由艾米尔·克菜普林提出)。
痊愈
考虑到这些历史前提，再继续看1960s的左翼风潮本身，学生们的架势是造反革命推翻政府，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十年无疑是场无意义的闹剧。但或许连当事人自己当时都无意识，这场自己掀起针对自身阶级的革命实际上是场帮助自身阶级完善人格的文化革命。
人倾向于保持一种虚幻的同一性。 资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人格最多的阶级。它的另一个名称“中产阶级”最能表明这一点。它是“中间的”，介于贵族与下层之间，既分有上层阶级的部分人格，又分有下层阶级的部分人格。
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消灭了贵族，又通过镇压和收编消灭了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阶级不以他性的形式继续存在于资产阶级自己的人格构成中。事实上，从一开始，资产阶级的人格构成中就充满了对立成分，常常使它处于自卑、内疚以及莫名其妙的不安之中。它若不想继续成为一个自我分裂的阶级，就必须清除自己人格构成中的异己成分——这，有待于一场文化革命或意识革命来完成。
不过作者显然也提到，在这一历史目的达成前，甚至达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历史运动有其自身明确的目标，但在它最终实现自身前，通常不把秘密透露给替它跑腿的人，更多时候，是把他们当作无意识工具。
由于1968年的运动不是某个政治集团或个人（即“谁”）为达到某种特定政治目的（即“服务于什么”）而蓄意制造的，那可以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的问题。若弗兰在反驳了极右派的想象力炮制出来的“外国阴谋假说”后，写道：“事实终究使一切假设破灭。造反是自发的，没有准备的也没有命令的，没有计划也无法计划。1968年的奥秘超越它所有的角色；今天任何人都不能虚构出它有一个策划者。”没有人告诉造反者他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即便是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无论早期的萨维奥，还是后期的汤姆·海顿，都不十分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他们不过是历史的无意识工具。如果说真的有一个躲在暗处的策划者，那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历史——资产阶级的未耗尽的革命能量；如果说真存在欺骗，那也可能是造反者自己的感觉在欺骗自己的理智，是身体对自由、放肆、安全、狂欢、爱和融合的需要，是身体对社会容忍度的试探，而人群提供了这种可能。就历史运动而言，不管群体显得如何狂热和非理性，总受制于历史理性。
既然当事人可能是无意识的，目的论显然行不太通，就最好从结果去分析这场运动的性质与成功。
贵族的高等文化解释权被瓦解了
中产阶级大学生是把老资产阶级当作高级文化的仰慕者、代理人和维护者来反叛的，他们想要埋葬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所仰慕、代理和维护的"高级文化”。
这场以中产阶级大学生为革命主体的反文化运动其实是资产阶级为夺回文化领导权而进行的革命。对资产阶级来说，它是成功的，而后现代主义正是这场政治成功的产物。它终结了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生活方式的专横的统治，使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成为种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从而为一切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彼此竟争提供了可能性。实际上，相对主义越来越成为非主流文化、第三世界文化、不正常的生活方式获得并维护自身存在权力的依据。相对主义在使旧时代的一切堂而皇之的东西一等级制、男性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优越感、西方中心论等失去存在的绝对性时，也使一切曾被认为不合法、不入流、低贱的东西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为如此，当60年代运动在街道上败退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族群研究、黑人文化、亚裔文化、大众文化等等却全都凯旋进入了以前为白种男性所把持的英文系。没有60年代革命，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的道德优越上位也消失了
60年代中产阶级孩子们的造反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资产阶级的集体犯罪感的情感供认。这种犯罪感既源自历史的隔代记忆(如美国黑人史)，又源自现实的场景(如血汗工厂”)。从这种相关性来看，中产阶级的父与子之间尽管在60年代以一种对抗的姿态出现，却受着同一种犯罪感的驱使。一句话，无论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多么激进，他们仍是中产阶级，承继了其财富和犯罪感。
中产阶级对其犯罪感的供认和补偿，具有一种心理治疗作用，使其从犯罪感中摆脱出来。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通过60年代的反叛运动洗清了自身的阶级有罪感，而当他们自己成为中产阶级时，他们的获利方式已经得抽象了，脑力代替了体力，而且消费方式也同样变得抽象了，信用卡代替了现金。这尤其体现在“知识经济”这个词上，它是办公室人最典型的获利方式，即利润似乎是来自知识，而不是阶级剥削。“利润”或许不再是一个合适的词语，因为它是以薪水的形式支付给办公室的人的，也就带有无罪的标记。这种抽象性和间接性不再可能直接唤起一种因拥有财富而产生的有罪感。在这种情况下，新中产阶级可以心安理得地消费自己的个人财富，而不像老中产阶级那样对个人财富有一种道德上的歉疚。享乐主义于是取代了禁欲主义。显然，现在，第做一个嬉皮士不仅是不时的，而且也是无害的，纯粹是一种章怪异的性格导致的怪异的生活方式而已。雅皮才是新中产阶政级的标准形象，这是一个心安理得的富裕形象。从嬉皮士到雅皮士，这种转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突兀。实际上，成为一个心安理得的雅皮士的前提，就是先成为一个玩世不恭的嬉皮：他通过供认和瓦解自身的犯罪感而从这种犯罪感中摆脱出来。到70年代中期，也就是60年代运动已经烟消云散的时侯，中产阶级再也体验不到这种以阶级意识出现的犯罪感了。
由此看来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成功夺取了迟到的文化领导权，后现代主义取代了文化等级观，消费享乐主义取代了保守禁欲主义，曾经的20世纪精神分裂痊愈了，资产阶级人格从此走向了健全愉悦自信。
反文化运动试图颠覆以贵族文化为标准来贬低其他阶级的文化等级制，因为它与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相冲突。资产阶级在文化上被贵族贬低，却反倒成了贵族文化的仰慕者、代理人和维护者，足见老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但其下一代却本能地感到这种文化所具有的排斥性和压制性，希望以一场文化革命来彻底摆脱它。事后看来，这场被当事者称为“反文化”的文化革命，其狡黠之处在于，它利用社会主义左派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指控来对付文化贵族对资产阶级的美学指控，或者说利用道德等级制来对付文化等级制，使它们两败俱伤。由于大部分社会主义左派同时就是文化贵族（公开的政治激进派和隐蔽的文化保守派的混合），如马尔库塞、欧文·豪等，冲突其实就发生在他们内部。阿多诺曾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表达了文化贵族－左派良心上的不安。他们从文化上加以维护的东西，他们在道德上是反对的，而他们在道德上维护的东西，他们在文化上是反对的。而新左派则不同，他们通过混淆道德和文化这两个在老左派那儿经常被分离开的领域，来使文化和道德方面的等级制（优越感）双双化为乌有。
中产阶级孩子本想以一场大规模的反文化运动来继续这一以贬低资产阶级为乐事的传统事业,不料反倒为资产阶级回了旁落已久的文化领导权,全面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人格构成中的他性被克服了。它不再是一个有犯罪感的、严肃而抑郁的、总是心神不的阶级,而成了一个不必愧疚的“普遍阶级”，可以对外部一切对立力量雷鸣般发出道德和正义方面的指控。
*甚至作者提到为何苏联20世纪末最终在和平演变下自行崩溃解体，西方对苏联的分子入侵、对全球的文化影响，这一切都是以西方内部资产阶级在60年代后夺取了文化领导权、统一了自身人格为前提的。在此之前苏联的左翼思想无疑在道德上更占据高位、在国际上更得人心，即使在苏共二十大斯大林苏联之父形象破灭后，西方也依然半斤八两精神分裂自顾不暇。
穆尔扎指出苏联人有一个文化弱点，即“轻信”，并将其量后归因于苏联人对语言的神圣性的崇信。不过，如果苏联的文化领导权控制在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家手里，那“轻信”对苏联来说并非一件坏事，因为这样的话，苏联人将对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述深信不疑。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一直到60年代末，苏联人对苏联官方意识形态都有一种普遍的崇信。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家仍控制着文化领导权，制造了一个令苏联人为之陶醉的伟大苏联的神话。即使流亡作家和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内幕，使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和苏联神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由于6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同样没有控制文化领导权，就无法以一个更有正义性或人道色彩的形象来从道义上贬低苏联。甚至，由于苏联在二战中站在反法西斯阵线中，不仅付出了巨大牺牲，而且为打败纳粹德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它在这方面还赢得了一定的道义色彩。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二战后的西方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亲苏的气氛。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左派人土的压制，从反面证实了亲苏情感的普遍。
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也是我在开头提到的众多有趣选题之一，这样的选题在书中比比皆是，可能我没事又有兴趣的时候会把笔记分类整到豆瓣来吧……再说吧